把琼瑶他们也带来。”她坐在素净的病床上用带着磁性的声音说。

可是格桑花儿来了三回，她却没来，她失约了，永远的失约了。我看到格桑花瓣大瓣大瓣的滴落，像一滴一滴粉红的泪珠。

为什么美的东西总消失得这样快？

我是在一月五日早晨知道她自杀的，那天早晨9点钟太阳还从云层里爬不起来，我就知道上班不会有好事，觉得心里凄凄惶惶的。

果然，还在走廊上陈医生就满脸哀伤的样子向我走来，说：“三毛自杀了。”我不相信，睁圆了也曾是在这地方睁圆的眼睛，那天是听说：“三毛来了。”

她总是让我不能相信，说来就来了，说走就走了。然而，现代通信技术的存在又让我不能不相信。我用手捂住胸，觉得好心痛，可分明感觉到十指和手掌还留着我给她按摩过后的余温；书桌上她托人带来的书，字迹还未干，给我的那对尼泊尔耳环还明明珍存在书柜里…怎么就能走了呢？永远地走了呢？她与格桑花的约定呢？唉，我这个签约人呀，真想拿出充分的权利命令她好好地回来。

三年了，每每想起她，我心里只有一份慰藉，她一定在另一个世界，带着美丽的格桑花环赴了约，你看，今年的格桑花开得多好。

九月七日，我一接班就被告知：“五床是三毛，肺水肿。”“三毛，台湾的？”“对。”“三毛，她不是在撒哈拉沙漠和那群会哭泣的骆驼中吗，又到了这高原？”直到穿上工作服时，我才相信这不是我昨晚做的梦。

远远地，看到一个浓眉大眼，高大结实的小伙子走过来。他叫董天林，是三毛所在日光宾馆的副总经理，也是她在藏期间的全陪。

“小姐，能找块胶布吗？她鼻上的导管总是掉。”

“哧拉！”我很专业地撕下胶布，随他到了五床病房。

一个瘦小的女人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，于是显得越发的瘦小，只是那一袭雪白的床单映得那头浓黑的头发异常地浓黑。左手滴着点滴，右手扶着鼻导管，旁边的氧气瓶咕嘟咕嘟的开到大容量，一副憔悴疲惫的模样。孤独就像这床棉被，紧紧裹着她。我的脑海里闪回了一下耶稣受难图。这就是三毛，是我那中学同学上课也埋头读她撒哈拉故事的三毛。

我轻轻地用胶布按“V”字形把鼻导管固定在她鼻翼上。她睁开了眼，很重很重的睁开。并把手缩回了被窝，我看到被单一阵滑动到胸前隆起。

量了体温(39℃，血压P1812)稍高，我知道这是高原反应。

“我会死吗？”她轻轻地说。

我说：“不会的，很多人进来都会有这种反应，把发烧控制下去就好了。”

“她能吃点东西吗？”董经理小声地问。迷蒙的眼里透不尽的关切和焦急。

我说可以，然后就到小灶吩咐小张他们准备些稀饭之类好消化的食物。

小张似乎大半天也没出去，就是等这个吩咐，一转身跑进了厨房。我觉得今天上班的人都很沉默，脸上挂着神圣。连平日爱跑东跑西的小张也严阵以待了。

等我一个钟头再去时看到她精神好了许多。

“小董啊，你知道我钱包放哪的吗？哪，我一直放在胸前这个包里。”她疲惫的脸上有了孩子般的笑容，宽大的床，让我产生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。

此时外面的阳光直直的从窗口射进来，有一抹抚在她略显憔悴的脸上，像上了一道彩光，显得精神了不少。但我却仿佛看到她灵魂深处的泉眼已像撒哈拉沙漠那样枯竭和疲惫。

“小姐，你坐吧。”她笑着说，小董也很客气地给我端来椅子。

我说我不坐，习惯了站。

她似乎对当兵的很有兴趣，转问我什么时候入的伍。“哇，三年了！”我想起她写的那篇《两个老兵》，也许她们那个时候兵都挺老吧。

她问得很多，很细，时时发出一声声惊叹，像一只只放飞的鸽子，很美丽的一声“哇”